【第079章】 盐政视察 (第2/2页)

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盐池设在盐滩附近，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以便容纳海水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选样碱地卤旺之处挖井汲水，然后晒盐
　　
　　首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的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
　　
　　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相差数十倍
　　
　　郑昊一边说，一边将各处盐田指给秦时竹看，后者点点头，“这么说来，咱们辽宁的盐很有优势喽，那为什么天下最出名的是长芦和两淮地盐？”
　　
　　“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昊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1100余万，除了这两个，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在800万元左右，而辽宁之盐税，不到700万”
　　
　　这就怪了，秦时竹看过郑昊递交上来地前清关于各地盐产量的报告，辽宁盐产量和长芦基本相等，一年在30万吨左右，两淮略多，在46万吨以上，两广的产量却只有辽宁的一半“这么说来，各地平均盐税有很大不同喽？”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0.8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郑昊详细地解释了秦时竹地疑惑
　　
　　“原来如此”秦时竹等人恍然大悟，“那东北的盐税与世界各国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
　　
　　“据南通张季老曾任两淮盐政使估算，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合银元27元，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而同期西欧各国的盐税较低，折合我国货币，约每百斤1.2元至1.3元，日本则为1.48元因此，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一倍左右而这都只是名义税赋，不包括各种规费各级官吏的勒索费用和报效盐商被强迫的政治摊派若是算上这些，恐怕平均盐税高”
　　
　　一开始听到东北的盐税比外国还低，众人脸色都很好，但后来听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税收流入私人腰包，大家地心又猛地一沉
　　
　　“你尝试估计一下无论正税、杂税，有名之税，无名之税，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而是流入私囊，确数难于计算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总数约和正税相等以后历朝都有整顿，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显然，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地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但不能、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的估计，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3
　　
　　至于报效，起源于乾隆期，以后每逢大宗军需、庆典、工程，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长芦、山东、两浙亦数十万两，几成惯例，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虽无加税之名，却有加税之实”郑昊总结道，“如此算来，全国平均盐税当在西欧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四倍左右东北情况稍好，也在两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