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2/2页)

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史识、史才之说。所谓史德，指的是忠于历史，忠于史实，能在任何状况下“秉笔直书”；所谓史识，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面的真知灼见；所谓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叙事、表达能力。在这三方面，蔡东藩都颇多可取之处。据记载，当他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军人以请他吃“红丸子”（子弹）相威胁，书局因此要他“隐恶扬善”，他断然拒绝，声称：“孔子作《春秋》，为惩罚乱臣贼子。我写的都有材料根据，要我捏造，我干不来！”自此愤然辍笔，以致书局不得不另请许廑父，将该书的后四十回续完。蔡东藩不屈于强权，宁可不写，决不伪造历史，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他的书，努力寻求历代兴亡“关键”，劝善惩恶，褒是斥非，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读蔡著，既可轻松愉快地获得历史知识，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当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所难免。这一点，相信读者当能了解并鉴别。
　　
　　2003年12月15日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序
　　
　　读史至五季之世，辄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铤而走险，虽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奕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何世变之亟，一至于此？盖尝屈指数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间，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东西之割据一隅，与五代相错者，前后凡十国，而梁、唐时之岐燕，尚不与焉。辽以外裔踞朔方，猾诸夏，史家以其异族也，而夷之。辽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无礼义，无廉耻，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实备矣，而书法未彰。欧阳永叔删芜存简，得七十四卷，援笔则笔，削则削之义，逐加断制，体例精严，既足声奸臣逆子之罪，复足树人心世道之防。后人或病其太略，谓不如薛史之渊博，误矣!他若王溥之《五代会要》，陶岳之《五代史补》、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枢之《五代纪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国志》，刘恕之《十国纪年》。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等书，大都以裒辑遗闻为宗旨，而月旦之评，卒让欧阳。孔圣作《春秋》而乱贼惧，欧阳公其庶几近之乎？鄙人前编唐、宋“通俗演义”，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则踵唐之后，开宋之先，亦不得不更为演述，以餍阅者。叙事则证各籍，持义则特仿庐陵，不敢拟古，亦不敢违古，将以借粗俗之芜词，显文忠之遗旨，世有大雅，当勿笑我为效颦也。抑鄙人更有进者，五代之祸烈矣，而推厥祸胎，实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沿愈剧，因有此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棼棼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书既竣，爰慨然而为之序。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