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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唐初的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是保卫皇宫的禁卫军驻扎重地，也是出入内宫的必经之地。而太极宫是唐初的政治中心，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主要在这里活动。太极宫的北门是玄武门，而南门是正门，又叫承天门。它正对长安城的中轴线天街和朱雀大街。门外与皇城之间，是一个宽达440米的广场，唐王朝的许多重大朝外活动，譬如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和受俘等。每当这时，皇帝都是登上承天门，文武百官群集广场，场面非常雄伟壮观。
　　
　　贞观盛世
　　
　　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李渊诏令传位于新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听信房玄龄等人的劝解，推辞不接受。李渊只好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为唐太宗，改国号为贞观。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李世民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于是，李世民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他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能，就加以重用。
　　
　　李世民当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的学士都是李世民的亲信。登基后，李世民又另设了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学馆学士不限18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李世民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没有亲疏之别，从而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这是李世民用人之道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纳谏，是李世民笼络人才的高超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具体表现。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
　　
　　魏徵在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投唐后又成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李世民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登基之初，李世民问魏徵，说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听后，非常赞成这个见解，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魏徵确实有经世济国的大才，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徵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是心里并没有具体的办法。魏徵认为，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要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徵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徵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于是，唐太宗还实行了一套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如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压榨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徵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
　　
　　魏徵的意见，唐太宗基本都听从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三年后，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贞观年间，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面，唐太宗的基本态度是投降就安抚，反叛就讨伐，就是说只要各少数民族不公开与唐反抗，就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
　　
　　隋末连年战乱，经济凋零，文化衰退，满目疮痍，而唐太宗在经济、政治、民族，教育关系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措施，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关系改变，迎来了唐代空前的繁荣，唐太宗当政期间，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天可汗征服突厥
　　
　　唐太宗即位初期，中原战事虽然结束，但西边边境上还很不安定。特别是东突厥，当时还很强大，成为唐朝主要的威胁。太原起兵以后，唐高祖一心对付隋朝，只好靠妥协办法，维持了和东突厥的和好关系，但东突厥贵族仍旧不断侵扰唐朝境界，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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